摘要：理解这样的法治，重要的不是拘泥于理论概念的界定或既有原理的表述，而是穿透各种文本、语篇、体裁等话语形式，发现其背后的主体合意与历史合力。 ...
因此，法律是可以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所谓良法也就是基于自然权利理论形成的法律体系应该是一致的，法律的移植也因而成为可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层既符合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性特点，也符合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可提供综合数字计算与处理能力的特征。过去算法监管针对的是分散化的模型研发模式，现在的预训练大模型具有通用性和泛化性，带来了标准化的人工智能研发范式。
预训练大模型的高算力投入设置了人工智能研发的高门槛，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少数头部企业和科研机构能够支撑预训练大模型的开发、训练。具体到信息内容领域，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服务提供者为核心，向前延伸至技术支持者，同时扩展到内容生产者的治理链条。本文主要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在法律体系中定位以及监管框架构建。专业模型层应以审慎包容为理念，关注关键领域与场景，训练数据来源与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并在此领域可引入分级分类。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仍是多方聚焦共商的重要话题。
有关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的国家数据资源库，可成为公共训练数据池的重要来源，实现数据汇聚利用的价值。合成数据是人为生成的，具有成本低廉和隐私保护优势，可以解决真实数据采集耗时费力、数据标注量大成本高和真实数据隐私泄露风险等问题。在2005年之前的若干非连续的年份，基本是年度一篇的情况，有两个年度是2篇或3篇。
由于其非强制属性，制定主体可以是任何组织甚至是个人。社会连带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就强调综合社会连带之法和个人自由发展之法的必要性。本文在此重点梳理自治的意义、类型、组织自治力的可能意涵，试图从中获得关于其与国家强制的关系的初步认识。然而，立法性规定与国家强制力之间可以架起毫无门槛的桥梁，非立法性规定则必须通过明确授权门槛才能企及国家强制力，如此区别对待有没有正当的、连贯一致的理据？国家强制力究竟源自哪里？在保证规范实施方面，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本文于此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廓清国家强制标准在划定软硬法边界方面的意义。
仅凭此，《基准》连行政规范性文件都不是，将其视为广义上的因授权而具有效力、可强制实施的硬法，同样是不适当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机关，将其制定的法律视为立法，不仅符合人民当家作主、民意由民选代表通过立法体现的民主政治原则和理论，而且在《宪法》上也有直接而明确的依据。
类似地，在中国语境之中，之所以将党内法规列为软法，也是因为传统基于国家法的法理论对其较少关注，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后者则在中国国家与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是无可匹敌的。（三）组织自治力的意涵前文提及，软法主流观点提出组织自治力，以与国家强制力相对，主张政治组织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自治规范是运用组织自治力来强制成员服从自治规范，并追究违规成员的责任。（一）典型软法典型意义的软法，是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无论这种保障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结语：典型软法的意义软法主流理论是在早期的开疆拓土中形成的。
若是前者，成员因为认同该组织规则而自愿同意建立或加入，那么，其通常情形下也会自愿接受自己违规行为所应受到的、组织规则所确定的制裁。而在这些论述之中，与国家强制力对应的是两个概念建构：社会强制力和组织自治力，尽管论者并未充分展开它们的意涵。一是国家机关系统内部的自律管理。可见，在汉语中，自治可以简单理解为自己和治理的叠加。
在通常情形下，组织成员也会认同组织的规则、自愿遵守之，或者会担心不遵守的不利后果而循蹈之。尽管很有可能是出于服从习惯话语、准确进行修辞的考虑，论者分别采用了自律和自治两种术语，但它们在同样通过组织自治力保证其规范实施的意义上是一致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同组织自治是基于合意的还是基于赋权的有关。这就是后备的国家强制力。
在中国古代，宗族治理虽然更多依靠长期性、基础性的教化权力，而非依靠临时性、暴力性的手段，但是，暴力强制还是存在的。即便是在20世纪之交，在有些国家如法国，社会、政治的需求从个人主义的、非干预主义的自由主义向联合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转变，社会连带主义、马克思主义、天主教社团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的理论或观念风起云涌，但都充分肯定个人自治。依此标准，可以确定如下软法规范。由此延伸，以不同形式、活动实现自治的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其自治规则的效力一般都有法秩序中更高规范的认可。由于此类组织对其成员的治理、管理并不源于成员对组织的自愿加入，而是因为习惯法或成文法秩序给予的授权，所以，即便成员不愿遵守组织规则、不愿服从组织对其违规行为的制裁，一般也是无法通过或很难轻易通过用脚投票来化解其与组织之间的冲突的。由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制定，宪法依据理论应该可以支持它们被《立法法》作为立法对待。
犯罪者被判决没收财产、拘留、拘役、徒刑甚至死刑，司法机关直接对其褫夺财产、限制自由或剥夺生命。至于现代国家、民族、地区等的自治，更多情形是源于国内法或国际法秩序的直接赋权。
而对于非立法性规则，法院通常会充分斟酌，并在其具备足够说服力的情况下肯定其效力，但由于它们并未得到适当授权，法院可以相对自由地拒绝适用。考察域外，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方案：宪法依据和议会授权依据。
违约者或侵权者被法院判定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却拒不执行，法院强制执行。其次，国家机关创制的、除法律、法规、规章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需要区分对外适用和对内适用两种情形。
因此，将二者视作立法必须提供另外的依据。也就是说，让负有责任的人承受一种恶——如剥夺生命、健康、自由或经济价值。在这两种情形中，表面上看是网络平台、协会在作出平台规则或协会章程规定的制裁，法院并没有像前述情形中代表国家直接采取强制措施。例如，从主体出发，自治可分为个人自治、组织自治和共同体自治，组织自治包括企业自治、机构自治、团体自治等，共同体自治又可分为国家自治、民族自治、地区自治等。
二、国家强制：源自哪里？何种形式？软法主流理论不仅主张组织自治力与国家强制无涉，而且主张，法律、法规、规章（为简便起见，以下统称立法性规定）中的柔性规范是软法，而立法性规定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对外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除非得到立法性规定授权，是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故绝大多数也属于软法规范。由反思是否直接导向颠覆？现在对此问题进行定论还为时尚早。
此外，自治也可能被用于指向个人，如手握政治或军事权力可以为其治下人民立法的，或者是哲学家。如果这些规则符合法秩序所要求的其他效力条件，就可以获得法院（或其他法秩序指定的机关）支持和强制适用。
（3）在实施上，只要满足法秩序规定的其他效力要件，就可以违逆规范所指对象意志得到实施，实施会得到国家强制力直接或间接支持。该文件列出失信等级被评定为一般的五类情形，失信等级被评定为中等的七类情形，失信等级被评定为严重的十类情形，失信等级被评定为特别严重的五类情形。
这样的影响是不用诉诸强制力量的，也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约束力。以此为立足点，对硬法和软法进行区分，就很难说是牢靠、稳当、不摇摆的。三、典型软法及在软法与硬法之间至此，本文重新阐述了软法主流理论用于厘定软法与硬法界线的自治标准与国家强制标准的意义，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对于基于合意的自治和基于赋权的自治而言，组织自治力——如果指权力和影响力的话——的来源和实现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在国家垄断暴力（强制力）的情况下，无论何种自治，组织自治力并不内含所谓的社会强制力可以在终极意义上用来保障其规则的实施，保证组织按其规则自治的强制力量最终仍然要归于国家。例如，社会连带主义一方面承认个人自治，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特定共同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二者都必须考虑在内，并通过共同体成员间的相互帮助来得以实现。
国家机关依法创制的诸如纲要、指南、标准、规划、裁量基准、办法等大量的规范性文件。毕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设区的市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设区的市以上）政府制定的规章，能够在理论上获得一致的对待，与《立法法》将它们一并纳入该法适用范围有关。
而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正当使用暴力解决纠纷的权力日渐集中到国家，个人或组织仅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极少数情形中才可使用。况且，《基准》明确要求：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在信用评级和修复信用过程中，应严格遵循上述规则，形成公平、统一、标准、规范、协调、均衡的评级结果。
这种关于国家法和社会法的界分在相当程度上与软法和硬法的划分构成了重叠，政治组织创制的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创制的自治性规范都只能是软法规范。但这些规范又非传统法理论关注的国家法，于是，软法概念似乎成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工具。
